央视“3·15”晚会曝光苦情戏直播局中局，直播间里的“儿子们”专门骗老人买“神药”。视觉中国供图
“阿杜乡亲们”账号上，十几个粉丝群之一。页面截图
10月7日晚，阿杜直播间。
直播截图
10月3日，阿杜直播间，开播12分钟，在线人数已达10万。直播截图
阿杜团队一名主播“朱晓燕”账号的评论区。页面截图
按惯例，“阿杜”在每天晚上7点开播。多数时候，开播20分钟内，直播间的同时在线人数就会超过10万。这个中年男人喜欢用力挥动手臂，情绪饱满。
页面左上角，一个小小的白色惊叹号后，是4个白色小字——“虚构剧情”。
据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直播间观察和两位粉丝介绍：剧情中，阿杜40岁，他的亲生母亲是迪拜公主伊莎贝拉，已经失踪多年。他的父亲爵爷，有庄园，有17位夫人。前不久，阿杜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回来，而他养育了14年的养女则背叛他，转移了40个亿的资产……整个系列中，至少有10个角色上演，有的也在自己的账号开播，剧情在各个直播间联动。
无论剧情如何发展，阿杜总是其中“正能量”的一方。他称呼直播间粉丝为“爹妈”，把观众晚上7点看直播叫“回家”。
但几乎每天晚上的直播都会卖货。9月8日晚的直播中，一个叫“洛辰之恋”的女子和阿杜连线，称要和阿杜发展恋情。为表诚意，“洛辰之恋”愿意出钱给直播间的“老爹老妈”补贴，承担产品的差价。于是，9.99元一大盒的月饼，59.9元10盒的益生菌冻干粉，相继挂在直播间下方，当晚，多个产品累计在直播间的页面上刷出超1万单的成绩。
截至10月8日，“阿杜乡亲们”仅某个平台账号有就约1912万名粉丝，14个超粉群。
一位老人生活在江西上饶一个县城，看阿杜直播两年了。她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花钱加入粉丝团的好处是“保护直播间”。她说，有时候“坏人”一方不让主播开播，需要加粉丝团，“免得直播间被他们关掉”。
她和另一位粉丝都对记者说，直播间讲的事情是真实的，包括阿杜的母亲是迪拜公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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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通过自己60岁的母亲，王金明很难知道，在短视频平台上，还存在这样一个世界。
大约3年前，他发现母亲迷上在短视频平台看直播。母亲没上过学，不怎么识字。他记忆中，母亲讲过的最离谱的剧情是，一个富二代从小被关在铁笼子里，主播带着人把他解救出来了。“听他两三句，你就火大得很，假得不能再假了。”
剧情总会引向某个产品。有时演着演着，主播称发现了一个仓库，要把里面的货低价卖给直播间的“家人们”。
后来，母亲手机里的世界又走向玄幻，出现道士、神仙。一段剧情是，一帮“坏人”在抓长白山里的神鹿，主播奋力拯救神鹿，最后，神鹿给主播留下了一些神秘物品。王金明说，母亲在“普云”直播间买过3个单价999元的神秘石头。据母亲的说法，买回家3年内，这个东西不能打开，3年后，主播会派人来回收，300万元一个。
这类直播的套路相似。10月4日晚，“阿杜乡亲们”的直播中，有人给阿杜的颈椎部位贴上一片黑色膏药。阿杜提到，这是他母亲“托梦”给他，让他买的，很管用。他母亲“伊莎贝拉公主”是一个有神秘力量的“天选之人”，善良，心系百姓，走遍世界寻找造福百姓的方法。
第二天直播中，一款膏药的链接出现了。他还号召直播间观众点击“左上角那个黄心”，说不需要花钱，能点开，说明“得到了我母亲的福报”。这个按钮确实无须消费可以点开，是“加入购物团”。
在带货环节，反派角色也不缺席。他们常用夸张的语气说，直播间里是一些贱民，不配用好货。“冬天快到了，去大街上随便找个树枝子，往那去烤火！”“他们配用艾灸吗？”一次售卖加热艾灸贴的过程中，“阿杜的养女”瞪大眼睛说。
正面角色们则会相应说，“直播间的老爹老妈们最配”“他们辛苦一辈子”。剧情充满纠纷。
暑假，在陕西生活的刘敏发现母亲每天都在看阿杜团队的直播，从早到晚，都有不同账号开播。“我感觉阿杜这些人就是她的儿子女儿。”
一位90后社会学博士生进入阿杜直播间，马上感叹“爵爷”“那个声音太假了”。那是一个有浓浓机器味道的声音，字正腔圆，咳嗽声像电脑程序的系统提示音。
一位生活在山西的小学教师曾进入父亲常看的直播间，看到弹幕里都在给主播出主意，她说：“人家这都是假的，你们别在这瞎着急了，这都是骗人的。”她的评论很快被淹没在快速滚动的弹幕中。父亲常看“四川可乐”系列，这一系列中，粉丝被称为“乐家人”。
王金明曾进入母亲常看的直播间，在弹幕骂主播，很快被踢出，或被禁言。王金明母亲常看的一个主播叫“京京小丫头”，他经常登录母亲的平台账号，看到记录里出现这个人的号就拉黑，3年来，王金明拉黑过40多个相关的“小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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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金明尝试过多种方法拽母亲走出这个直播的世界。他多次强调，这是剧情，是假的，而母亲常会反驳：“我亲眼见到的。”
一次，她说，亲眼看到主播联系某人帮他卖一个东西，500万卖掉的，还有截图为证。王金明说，这图一看就是假的，“我现在就给你P一个，我微信里有500万”。但是，“给她P出来，她又不信”。
2023年，央视“3·15”晚会上，一批直播间的“儿子们”被曝光，指出了相似套路。王金明发给母亲看，母亲不愿意看，并说他发的东西是假的。
还有一位老人说：“要是假的，人家为啥不被警察抓走？”晚辈曾对她提过，上面标注了“剧情虚构”，她带着几分神秘说，“直播间就得这么挂”。
令王金明接受不了的，不是母亲花钱，而是主播卖什么，母亲就买什么。
他甚至觉得，因为母亲不识字，有时她根本不知道所购商品的含义，“人家说快抢，她可能就怕抢不到”。在这类直播间，刘敏的母亲买过所谓治疗脑梗的药物，但她未患脑梗。
这些老人大多生活节俭。以前，王金明的母亲觉得理发二三十元太贵，要找5元一次的理发店。李红的父亲在村中开了个小卖部，总守店守到深夜，多等两小时，多赚不到5元。买菜，为了一斤菜1毛钱的差价，他也要走很远的路去买。
在直播间的消费却很快失控了。两年前，王金明曾经在一个支付平台给母亲开通亲情号，第一天就花出几千元。后来他只给母亲现金，不转账，又发现母亲找人帮忙，把现金兑换到微信里。再后来，他又发现母亲开始找亲戚借钱，一借几千元，在直播间购物。刘敏刚刚发现母亲沉迷直播间时，滑动订单页面录屏，视频录了快半个小时才录完。
后来，李红登录父亲的平台账号，偷偷把他买的东西退掉。她看到，少的时候，父亲一天买一两单，多的十几单。后来父亲打来电话说：“我现在连自己买东西的自由都没有了吗？”父亲情绪激动，说“再退货他就不活了”。闹得最凶的时候，父亲说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。
有时候，父亲直播间买的东西到了快递点，她或母亲会拒收。有两次，父亲去快递站大闹，说这是救命药，让快递员找回来。
让王金明忧心的是，看直播已经成了母亲“生活的重心”，几乎从早到晚，洗衣服、做饭、睡觉，都要开着直播。李红说，只要不出门，父亲从早上6点多睁眼开始就在看直播，有时凌晨1点多还在直播间下单。
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对记者解释，这些剧情背后是心理学的专业测试和规律，主播知道用什么情景、形式、话术去刺激观众的时候，能引起“心流体验”，让人沉醉其中。现象背后更深的现实是，在社会和技术巨变背景下，年轻人对技术、社会现实的掌握要比老年人强大得多，如今的老年人在现实中，“传统的知识，传统的经验，传统模式被击碎”，“老年人其实心里是不服的”。这时，“如果有一个场景，让他的经验被激活，他就会特别地坚持”。
喻国明说，国人素有媒介崇拜心理，认为媒介上说的事情“就是真的”。如今的老年人是在传统媒体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“因此他觉得白纸黑字的东西，媒体上说的东西，哪怕是新鲜的，是自媒体，他也觉得，这是人家在网上都这么说的”，“肯定没问题”。“媒介上的人”说的话，比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、自己的孩子更权威，更有可信度。老人的经验、联想、常识被这样的“可信”渠道激发起来，“形成他的一个价值闭环，一个观念闭环”，这种坚定性，子女、朋友、邻居是很难去破解的。
在李红、王金明的家中，这样的对话已经持续了两三年，常常以争吵、哭泣，或者老人一句“你不懂”结束。一次，李红的父亲说，“不要退我的货，这货里面还有几万块钱现金呢”。她听说，这位主播承诺这批货里放有现金。“好像没有现金的话，人家也会说一个（原因）是吧？可能有人家的话术安抚他，哪怕他收到的东西里边没钱，好像他也接受这件事。”李红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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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曾经尝试过放任。“就放开让他上当。”她想，无非多花点钱，也许父亲自己就醒悟过来了。但事实是，“每天上一当，当当不一样”。
她向各种渠道寻求帮助。她曾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，打本地的电话，答复不受理，说要打产品经营者所在地，但买的产品太多了。她打过一个当地的，电话里回复说让她提供一个注册地址，但有些她也不知道。她在直播平台上查到了一家店铺的营业证书，写有地址，但得到12315回复，查了发现没有这个公司。
在短视频平台，她针对“四川可乐”系列账号进行过投诉，但这个系列直播还天天都在。
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徐则林分析，剧情直播带货行为是否违法，需要分情况讨论。第一种情况，商家利用特别有噱头的剧情吸引消费者进入直播，但客观上如实展示了商品的品类、功能、产地、分量等信息，消费者因被剧情渲染而购买了商品，并在符合法定退换货条件的情况下能顺利享受售后权益。这种情况下，不能当然认定这一行为违法。
第二种情况，商家通过极端个性化推送、创造不存在的稀缺性、界面操纵等技术诱导用户成瘾，例如故意利用暴力、打斗、欺凌、事故、犯罪等极端或边缘内容来吸引用户关注，对用户设置不同的界面元素及组合（按钮位置、颜色搭配、字体字号、菜单栏、布局等），针对弱势群体例如老年人见缝插针地放置触发钓钩，诱导个体产生消费行为，或者迫使消费者违背其真实意愿消费。
他指出，这类情况的隐匿性很高，消费者很难意识到自己处于被诱导消费的境地，监管部门也常常很难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法。
“但事实上，此时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、自主选择权等基本权益其实已经受到了侵害。”徐则林提到，域外有很多关于此类情况的法律规定，例如，法国就曾规定，在线平台的供应商不得通过欺骗或操纵服务接受者的方式设计、组织或运行其在线界面，以颠覆或损害他们的自主权、决策或选择。我国尚无直接针对这类行为的法律规定。
第三种情况，商家演绎的剧情是直接围绕产品展开的，而且剧情编造是虚假的、引人误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剧情直播带货本质上就是一种广告销售行为，无论营销被包裹了什么样的形式，都应该直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广告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电子商务法的规制。
广东的律师冯江告诉记者，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个行为法，不可能穷尽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，在执法中往往不能“对号入座”。但是，不论直播是否标注“剧情虚构”，都不能违反“不得实施虚假宣传或误导宣传行为”的规定。
今年9月24日，浙江省市监部门发布《浙江省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指引》。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针对这类行为的条款。其中提到：不得通过扮演医疗、教育、金融等领域“假专家”以及虚构专业、履历、阅历、人物关系、情感人设等“假人设”，或者通过杜撰帮扶社会弱势群体、制造虚假舆论热点等“假事件”，以骗取受众信任或消费公众善良心理等方式推销关联产品或服务。
山东济南的律师王新亮在2016年创办了老年人防诈骗维权中心，见识过各种针对老人的骗局。他认为这类主播可能已经涉嫌诈骗。他说，工商部门针对虚假宣传的处罚，多是罚款，对这类主播来说，违法成本较低。五六年前，一些在各地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层出不穷，后来警方介入，用刑事手段，才有效打击。
王新亮认为，从结果来看，老人只是非理性消费了一批本身没有法律问题的商品，但他认为，把直播中的情节考虑在内，就涉嫌诈骗。
“直播电商的主播是个新职业，还在发展变化过程中，目前，缺少直播电商和主播被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。估计今后会有直播电商和主播被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案例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的相关衔接立法也会完善。”律师冯江分析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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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下，李红的无奈是，即使去报警，也要父亲作为当事人配合，但父亲不会配合。
他们之间的“战争”归于平静。她还是每天查看父亲的账号后台，给父亲取消订单。该试的方法都试过了，现在对她唯一的安慰是，父亲的智能手机没有插卡，只能在家上网，出门就带着一个老年机。
有人提出，能不能建立像青少年模式一样的老年人模式？喻国明不赞成。他说，法与非法之间，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。法律底线之上，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和选择。
他把这种状态称为“技术休克”：在技术巨变的情况下，他们有一种相对来说的尴尬和不适应，“这个是他们的问题，但也是社会的问题”。
“我们都应该对他们的这种境遇负有责任”，喻国明说，“社会发展到今天，老年人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艰辛，在今天他不适应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很多相应的善意方式来提醒帮助他们，而不是嘲笑他们的尴尬。”他认为，比起限制自由，应该给老年人提供更多技术方面的自由、知识、资源。
今年，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辛晔做了一项针对“银发冲浪族”数字融入的研究，她访谈了32位江浙沪地区的老年短视频使用者。访谈时，她看到一位访谈对象在和伴侣讨论一条做包子的视频，在她看来，这是明显的酵母广告，但访谈对象却认为是科普。
当面访谈时，她会使用老人的手机，在短视频页面下滑20-50个短视频，作简单记录，她发现内容个性化推荐程度较高，较为集中和同质。一位老人对她提到，他其实想看一些关于医保政策的内容，但自己却刷不到。这位老人不知道短视频平台有搜索功能。
喻国明提到，对推荐算法而言，要关注的不是算法本身的控制，而是算法多样性。他说，算法推荐适合分类管理。例如，现在一些平台有20%的内容随机投放，80%的内容根据行为数据推荐。他建议，对数字素养较低的老年群体，可以提高随机推送的比重，降低集中程度。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破解“信息茧房”，让老人看到更广的世界。
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要求平台对一些观点性、商业性内容，进行对比性推送、相关性推送。这在国外已有实践。例如，当用户接触到某类产品信息时，同时推送其他平台上的相似产品，便于受众准确把握其价格、产品情况。“其实平台都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如果你有要求的话，他就必须要做，或者说哪怕就作为一种倡导。”喻国明说。
10月7日晚上9点多，“阿杜乡亲们”的直播间里，“伊莎贝拉公主”的侍女“阿兰”在连线中对“爵爷”说：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好？睡眠像婴儿一样？因为你霸占了“伊莎贝拉公主”千辛万苦弄来的仙草。“能让你跟年轻人的身体一样。”
她说，这是善良的“伊莎贝拉公主”不畏艰难，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上发现的仙草。她嘱咐阿杜：“一定要完成你母亲的心愿，做到取之于民，回馈于民，把仙草传承出去。”
“所有的杜家人想得到吉时平安吗？”在阿杜的一系列铺垫后，灵芝粉的链接上线了。臣乐仕牌破壁灵芝孢子粉，售价69.9元，很快，直播间页面上，销量冲破4000单。
（文中王金明、李红、刘敏为化名）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